马斯克为特朗普撒钱拉新背后（钛媒体APP）

马斯克为特朗普撒钱拉新背后

据福建头条网于2024年10月25日 13时06分30秒发现，马斯克为特朗普撒钱拉新背后热点，马斯克和特朗普握手（来源：thedailybeast）

坐落在美国科技中心的旧金山湾区硅谷，常年是美国民主党最稳定的票仓。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时，来自美国科技行业超800万美元政治捐款中，有95%都流向时任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相比之下，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当时只拿到硅谷地区1%政治献金。但万万没想到，8年后的今天，马斯克（Elon Musk）带领硅谷科技精英们却选择“叛变”，转向特朗普阵营，成为今年美国科技业最热门的事件之一。

10月初，马斯克宣布“All in”特朗普，用真金白银支持大选。

首先，他通过自家社交平台X发帖称：10月21日午夜前在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的网站签署请愿书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能获得100美元，其他战场州的选民可获得47美元。还可以“老带新”，如果推荐一位摇摆州选民签署，再获得47美元；随后，马斯克将“玩法”升级一步。他在宾州特朗普选举活动上宣布，即日起至11月5日美国大选日，每天将向签署America PAC请愿书的某个宾州登记选民随机发放100万美元，活动时间持续18天，奖金池共计1800万美元。

很显然，国内互联网江湖玩的“红包拉新”模式，被大洋彼岸的亿万富翁马斯克学的“炉火纯青”。

另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显示，马斯克在短短三个月内，已经向特朗普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捐赠约7500万美元，成为美国共和党竞选活动中最大的资助者之一，也使得马斯克成为特朗普夺回白宫的关键组成部分。而马斯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7-9月的同一报告期内支出约7200万美元。

不止是马斯克。

Meta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风险投资人萨克斯（David O. Sacks）、a16z基金合伙人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和霍罗威茨（Ben Horowitz）等多位科技领域知名人物近期都已捐款支持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

现在距离美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具颠覆性的一次大选还有不到两周时间，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都声称，如果对方赢了，美国的民主将不存在了。硅谷的一部分科技精英们相信，如果民主党赢了，硅谷的创新将面临“生存威胁”。

那么，曾经被视为进步主义政治的摇篮的硅谷，为何会突然“右转”？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科技精英们已全面转向“右翼”政治时代？而兴起的科技“右翼”政治新思潮是否意味着，民主党与美国科技行业关系已经破裂？

民主党与硅谷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

“如果哈里斯获胜，这将是‘最后一次选举’。”马斯克在9月19日造势晚会上表示只有投票给特朗普才能“保护美国的民主”，并自豪地认为他会“让美国再次伟大”。

马斯克暗示，如果民主党候选人被选为总统，美国将不复存在。特朗普也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马斯克可能将担任“削减成本部长”，或者某种政府职务。

事实上，2020年，马斯克曾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e Biden）的支持者，他把票投给了拜登。但仅仅过了四年事件，马斯克对于两党的看法就发生了转变。而这个过程中，也是民主党与硅谷半个世纪以来爱恨情仇的一个缩影。

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湾区的“反文化运动”兴起，新左派和嬉皮士文化对政治和社会制度提出挑战。新左派通过政治动员对抗政府，而嬉皮士文化则倾向于逃避政治，寻求技术和意识上的改变。

到了1968年前后，一些不满现状的年轻人离开旧金山湾区，建立公社，尝试通过小型科技实现自给自足和社会进步。同时，《全球概览》杂志创立，旨在传播技术和工具，推动去中心化和社群平等。

1980年代，个人电子计算机和网络兴起，布兰德在1985年建立了“全球电子连接”，成为早期在线论坛之一。随后，苹果公司在“超级碗”投放广告，象征着信息技术的到来将拯救自由。而布兰德的“技术解放政治”也随处可见，扎克伯格曾想象一个通过信息传播而创造的“更开放的世界”，而Facebook似乎能够让人们跨越国界、自由表达。

20世纪初，硅谷的进步主义政治文化中，技术解决主义盛行，但并未真正消除社会等级。如今的硅谷右翼的重要推手的知名投资人泰尔（Peter Thiel），当时作为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在创立的保守派杂志《斯坦福评论》当中批评，学校管理层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不足，并认为左翼多元文化主义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

随着互联网热潮不断升温，科技行业延续了《斯坦福评论》的右翼政治遗产。2002年PayPal被eBay收购，泰尔和马斯克等早期员工在退出后参与创建了多家成功的互联网公司，被《时代》杂志称为“PayPal 黑帮”。除了泰尔的军工科技企业 Palantir 和马斯克的特斯拉与 SpaceX，“黑帮”成员还创建了领英、YouTube 和 Yelp 等知名企业。另外，泰尔还设立了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并投资了Facebook等公司。

泰尔在风险投资的成功并未停止他对保守主义政治的浓厚兴趣，2010年，民主革命席卷全球，社交媒体在组织抗议活动中发挥作用，“阿拉伯之春”运动也被一些媒体和学者称为“推特革命”或“Facebook革命”，这意味着硅谷互联网企业似乎可以推动美国霸权下的“全球民主化”进程。

因此，泰尔推出了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鼓励精英大学生退学创业。而与其政治观点相似的投资人斯里尼瓦桑（Balaji S. Srinivasan）也提出，硅谷应该“退出”美国，成为一个科技业管理的社会，不受美国政府和纽约的精英约束；而他和泰尔均视虚拟货币和不受国家政府约束的“特设城市”（charter cities）为“超越”政治制度，即躲避传统监管的工具。

如今，在马斯克的带领下，一切都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变得更新“撕裂”，科技精英们也纷纷倒戈特朗普，成为“右翼”政治先行军。

社交平台和信息革命加速硅谷“右翼”政治

过去20多年，随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位迥然不同政见的人上台，民主党和硅谷的“蜜月期”实现了从开始到结束，甚至当下谷歌、Meta、特斯拉等科技巨头们也已经成为白宫的重点监管对象。

奥巴马任期内，移动互联网兴起，社交媒体逐步走向舞台中央，成为社会和舆论的焦点。而民主党拥护了这场信息革命。

2007年和2012年竞选期间，奥巴马善用X（之前名为twitter）和Facebook，并保证在白宫设立“联邦首席技术官”（CTO）职位，因此，他被称为美国首个“社交媒体总统”。

2007年，Facebook公司联合创始人休斯（Chris Hughes）离开硅谷，参加奥巴马竞选团队。他在任内推动了“网络中立”政策，禁止运营商（ISP）对不同网站进行差别待遇，从而削弱了传统网络基础设施供应商对硅谷影响。时任国务卿克林顿在2010年提出，小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还应包括“连接自由”，而美国外交战略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一个民主、自由的互联网，保障外国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获取信息、组织运动的能力。

同时，奥巴马任期内，民主党平台也切合了硅谷的经济利益和文化政治，比如将大量高技术移民性人才纳入到了信奉技术进步主义的旧金山湾区创业公司和“大厂”当中，通过全球化获得廉价产业链和国际市场。另外，大到全球民主化和节能减排，小到零工经济，民主党无法通过政策实现的社会目标，留给自由市场下的硅谷科技企业们来解决，也让科技巨头们获得了一大笔资金。

上述这些论述不仅呼应了扎克伯格对互联网民主性的政治雄心，也同时迎合了硅谷科技精英们所提倡的“技术解放政治”的幻想。

根据斯坦福大学2016年对硅谷600名科技精英所做的调查显示，自由派及民主党的支持者仍占压倒多数。

然而，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让民主党和硅谷的“蜜月联盟”逐渐瓦解，背后原因主要有三个重要事件。

首先是竞选期间社交媒体的舆论影响。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和希拉里开始在推特、YouTube、Facebook等平台上大肆进行抹黑和攻击，社交平台成为了右翼民粹主义的风暴中心。在川普“俄罗斯门”和剑桥分析公司等丑闻背景下，社交媒体不再被天然认为是“地球村”的枢纽了，而被认为是把个人数据卖给外国政府的“假新闻”的培养皿。

因此，许多民主党人将特朗普获胜矛头指向互联网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因此呼吁修改“用户言论，平台免责”的“230条”，并试图推动全国性的在线隐私保护法案。

随着2017年特朗普上台，社交媒体也成为他在白宫执政的一把舆论“尖刀”，直接导致民主党对于推特、谷歌、Meta等硅谷科技巨头们的怨念愈来愈多，民主党和硅谷的关系每况愈下。

其次是反垄断和监管，打击了白宫与科技巨头们之间的供需关系，科技巨头们对于政府更加不信任。

2020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发布了《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直指苹果、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四大科技巨头存在垄断行为，阻碍了行业市场的创新与发展，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项调查长达16个月。

其中，谷歌被指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己的产品来打击竞争对手；亚马逊作为最大的在线零售商有领先的电子商务市场的优势，以此来阻碍潜在的竞争对手；苹果被指垄断了iPhone和iPad的应用市场，从应用开发者的销售中抽取过多的佣金；Facebook被批评为了维持和扩大垄断地位，时常采取收购竞争对手、甚至通过复制竞争对手服务等手段以达到商业目的。

随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也是市值1万亿美元的谷歌，遭遇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诉讼。美国司法部表示，谷歌作为世界上一个最为有钱的公司，“多年以来美国人近九成搜索用谷歌，谷歌用反竞争手法维持和扩展自己在搜索和搜索广告方面的垄断地位。”

但事实上，这种“反垄断”其实是一种非经济学理念，比如。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的第一部反垄断法案“谢尔曼法案”、1914年颁布的克雷顿法案（Clayton 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后并没有引导经济发展，而是阻碍了科技巨头们的创新活力。

硅谷的许多人不喜欢拜登政府的监管政策，尤其不喜欢联邦交易委员会（FTC）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她对并购的严厉态度，尤其令风险资本家们憎恨，连民主党的硅谷铁杆霍夫曼(Reid Hoffman)都主张赶走她。

莉娜以采取较为激进的反垄断措施而知名，她会以反垄断的名义阻止科技并购，尤其是科技巨头的并购。同时，她还主张对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调查，鲜明主张禁止占主导地位的中间商进入一些业务领域。比如，莉娜担任FTC主席之后阻止了英伟达收购Arm、迫使苹果公司对第三方开放维修方案，还对Meta、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展开了反垄断调查。

硅谷更不喜欢的另外一个人是SEC主席甘斯勒（Gary Gensler）。他严厉监管数字货币，导致比特币大跌，加密货币、NFT、Web3.0等泡沫破灭，让加密货币企业和投资者都强烈抱怨将扼杀创新。甘斯勒曾被特朗普点名，说上任的第一天就会炒他的鱿鱼。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认为，对垄断的戒心有多种，过度集中的经济权力可以造成涨价或者打压竞争对手；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垄断特别是绝对的垄断不符合民主社会。

安德里森在2023年10月发布了《科技乐观主义宣言》，认为科技必须无条件、不受阻碍地发展。因此他强调，市场自由无法在美国政治中实现。

最后是疫情、经济衰退时期导致科技巨头收入利润下降，同时对硅谷富人加税，民主党的“赛博经济学”已经让硅谷失望。

过去的2022年、2023年，很多科技公司的“日子”并不好过。

据华尔街计算，2022年，大型科技巨头的市值总计蒸发约2.5万亿美元，主要不利因素包括通货膨胀和货币波动等宏观压力、来自竞争对手产品和服务的激烈竞争、供应链困境和成本结构膨胀。

经济下滑的同时，拜登带领的民主党却开启了“赛博经济学”，加大了对科技巨头的监管力度，并提出向富人和资本加税的政策，这让硅谷非常不安。致使硅谷科技富豪们对于民主党的信任逐渐崩塌。

今年6月，知名风险投资人萨克斯（David O. Sacks）为川普募捐一千两百万美元；曾是风险投资人的凡斯（J. D. Vance）在七月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10月，马斯克全面支持特朗普。

“拜登的政策将会摧毁硅谷，因为创新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是向创业者和优秀员工配送期权。所以硅谷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他们应该支持谁。”美国企业家萨克斯(David O. Sacks)这句话点醒了很多硅谷精英们。所以本届美国总统大选，很多硅谷富豪们纷纷政治大转向，将希望寄于特朗普和其所在的共和党。

每年1000亿补贴，世界首富需要依赖白宫

距离大选不到14天，美国总统人选依然非常焦灼，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Kamala Harris），目前的支持率都在52%左右。

但11月的这场大选，民主党仍最有可能赢得旧金山湾区选票，而以马斯克、泰尔为核心的“右翼政治”，或许还未能触及硅谷大多普通民众。

据州政府数据显示，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和圣马特奥两个县中，民主党选民在所有注册选民中持续过半，而共和党注册选民从2010年的23%跌落到2023年的16%。

相对于马斯克等人拥护特朗普，领英创始人霍夫曼（Reid Hoffman)、风险投资人柯斯拉（Vinod Khosla）和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等不少科技业领袖依旧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身家23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720.49亿元）、粉丝2.02亿的世界首富马斯克来说，他和特斯拉、SpaceX等多家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的一股政治和经济势力。白宫对于马斯克太重要了，这既是他最大的客户、补贴现金来源，每年达到15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95.73亿元），也是他在科技、商业、经济舆论场上的“权力来源”。

因此，如果特朗普获胜，马斯克的商业帝国价值就会实现最大化，这也是他希望与特朗普政府合作，入局白宫的核心原因之一。

很显然，一向以进步政治、中立政治为象征的硅谷科技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经济、科技、产业与地缘政治的密切度越来越高。

如今，硅谷正在准备参与到与全球新一轮科技军备竞赛中。

OpenAI CEO奥尔特曼（Sam Altman）已经表示，未来美国 AI 技术发展能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还远未可知，世界各地政府都将投入巨额资金追赶美国，因此，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必须采取更紧迫行动才能在 AI 竞争中击败其他国家。

（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林志佳，编辑｜胡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