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的价值观外交能走多远（世界知识杂志）

尹锡悦的价值观外交能走多远

据福建头条网于2024年12月23日 17时03分51秒发现，尹锡悦的价值观外交能走多远热点，文/唐晓李旻

执政一年多以来，“价值观”几乎成为韩国对外政策的标签。尹锡悦政府将“普遍价值”作为口头禅，强调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使韩国外交的务实性和均衡性大打折扣。

2023年5月21日，西方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右一）与美国总统拜登（左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三方会晤。

失衡的“四强外交”

在后冷战时代的韩国外交中，所谓“四强”（中、美、日、俄）一直是重中之重。受政权更迭影响，韩国的外交政策常被外界诟病缺乏延续性。但在处理与“四强”的关系时，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届韩国政府均努力淡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积极与各方发展关系，避免陷入“跛脚外交”的窘境。然而，尹锡悦政府力推的价值观外交正在打破原有的平衡，导致韩国“四强外交”逐渐走向失衡。

“情投意合”的对美外交。出身保守阵营的尹锡悦将美国视为对外关系的轴心，多措并举巩固和发展韩美同盟。一是巩固韩美政治与军事同盟。韩美已重启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机制，新设导弹政策协商机制，恢复并扩大联合军演范围与规模。2023年4月底，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联合发表《华盛顿宣言》，商定成立“韩美核磋商小组”，通过在朝鲜半岛定期部署美战略资产的方式升级美对韩“核保护伞”。二是构建韩美经济与技术同盟。韩美创建了“经济安保对话”机制，将局长级产业合作对话升级为部长级供应链和产业对话，设立“韩美下一代核心技术与新型技术对话”机制。两国科技企业还签署了20余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范围覆盖多个尖端科技领域。三是积极融入美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尹锡悦政府主动向“印太经济框架”投怀送抱，积极参与“芯片四方联盟”的各层级会议，并谋求分阶段加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

“眉来眼去”的对日外交。尹锡悦认为，韩日关系恶化是韩美日合作的主要障碍，绝不能放任历史问题恶化韩日关系。上台不久，尹锡悦就着手推动韩日双边关系改善，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多个外交场合面对面“恳谈”。针对久拖未决的强征劳工索赔问题，尹锡悦政府不顾国内反对意见强推“第三方赔偿”方案，以“低姿态”换来韩日关系转圜希望。今年3月，尹锡悦在巨大争议声中出访日本，5月初，岸田文雄回访韩国，停滞多年的韩日首脑“穿梭外交”重回正轨。此外，两国还全面启动各领域各层级协商机制，正式恢复《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将对方重新列入出口“白名单”，延宕多时的日韩贸易争端也暂告一段落。

“磕磕绊绊”的对华外交。尹锡悦政府上台初期基于实际利益，对中韩关系给予较高战略定位，强调构建以“相互尊重”和合作为基础的韩中关系。但是，随着韩国对美战略依附加深，尹锡悦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价值观色彩越来越浓，所谓的“相互尊重”逐渐变味，只要求中方给予韩方“尊重”，而全然不顾中方的核心关切。今年以来，韩对华政策消极动向明显增多。在政治领域就台海、南海等敏感问题持续试探中国红线，妄称“台湾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引发中方强烈不满；在经贸、科技领域随美起舞鼓噪对华“脱钩断链”，积极策应美国构筑的技术和产业链同盟，声称宁可牺牲部分中国市场也要维系与美欧国家的技术纽带；在安全领域加快“萨德”入韩步伐，主动“招揽”美国向半岛附近海域机动部署战略核潜艇。

“山雨欲来”的对俄外交。尹锡悦一改前任政府的对俄罗斯经济合作路线，紧随美西方国家对俄实行国际制裁，俄罗斯也将韩国列为“不友好国家”。2022年，俄韩贸易额跌至211.5亿美元，降幅达到22.6%。在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方面，韩国也不断加码，从单纯的人道主义援助扩展到非杀伤性军用物品援助，招致俄罗斯的不满。4月，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提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引起不小的风波。5月末，《华尔街日报》“爆料”称韩国已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万发炮弹，由美国转送。此消息虽未得到韩美两国政府确认，但也反映出韩俄关系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

2023年5月25日，韩国与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南北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韩国京畿道抱川市郊区启动大规模实弹演习。图为记者观摩演习开幕现场。

尹锡悦对外政策为何厚此薄彼

尹锡悦政府以价值观为导向不断贴靠美西方阵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推动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尹锡悦对美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和“阵营外交”的思维惯性共同作用。尹锡悦本人有着浓厚的“美国情结”，不仅要求总统办公室仿照白宫的工作模式，还坚持用英文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种“美国情结”在外交政策偏好上表现为格外推崇美西方价值观。“普遍价值”早已成为尹锡悦的口头禅，他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提及“自由”多达46次，远超总统就职演说时的35次。无论是尹锡悦政府外交团队的人员任用，还是对外交往的亲疏界定，都能看到“价值观”的指挥棒若隐若现。

“价值观”往往和“阵营”捆绑出现。冷战时期的韩国曾是意识形态对抗的急先锋。根深蒂固的“阵营思维”潜在影响着韩国的外交实践，叠加尹锡悦本人对所谓“普遍价值”的强烈偏好，导致韩国在“阵营外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是韩国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雄心和社会保守心态的化合反应。经过几十年发展，韩国顺利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国政客和民众的自豪感随之显著增强，迫切期待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尹锡悦将韩国的目标锚定为“全球枢纽国家”，对外反复宣示作为发达国家的身份认同，正是国内日益膨胀的“大国心态”的真实写照。但另一方面，韩国也面临着社会活力衰减、经济增长潜力枯竭的现实困境，社会心理日趋保守，对追求“战略自主”感到力不从心，转而寄希望于通过获取美西方阵营的认可和支持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三是国际环境剧烈变化刺激韩国明确“选边”意愿。韩国地处大国竞争的夹缝地带，对地缘格局变化非常敏感。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深入演化，美国积极输出“新冷战”叙事并拉拢盟友共同对付中国，韩国面临着日益紧迫的“选边站队”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韩国内有声音认为，乌克兰与韩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的悲剧源于自身实力薄弱且缺乏牢固的军事同盟，强调韩国应以此为戒，强化与美国的安保合作。在尹锡悦及其外交团队看来，中美战略博弈将长期延续，韩国无法独善其身，而韩美同盟又关乎韩国生死存亡，因此必须抛弃维持“战略模糊”的做法，明确向美靠拢的意愿。

四是受所谓“经济安全”逻辑裹挟，寻求与“共享价值”的国家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原材料产地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是近几届韩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但“经济安全”和“价值观”问题结合之后，所谓的多元化就变了味，异化为优先和理念相同的国家进行合作，从而助推经济科技领域的阵营化。

价值观外交恐陷入迷途

价值观外交令韩国在对外合作中“自我设限”，最终损害的是本国实际利益。尹锡悦政府上台一年以来，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加紧与美西方协调步调、对标对表，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让韩国收获了短线利益。但长期看，韩国“有限性”合作思路只会令其受困于美遏华战略，无法自由灵活地追求实际利益。例如，中方日前宣布制裁美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韩企纷纷摩拳擦掌，期待抢占美光在华市场份额。但是，美国为一己私利，蛮横要求韩企勿填补中国市场空白。《芯片法案》更是限制相关韩企追加对华投资，给本就萎靡不振的韩半导体行业当头一棒。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韩国国内经济社会状况不甚乐观，也无法支撑尹锡悦政府在对外经贸合作中“挑三拣四”。2022年韩国国际贸易逆差高达425亿美元；总和生育率跌至0.78，以巨大的差距全球垫底；就业低迷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加深，韩国陷入经济社会“复合型危机”。尹锡悦政府若想尽早摆脱上述困境，需要以更为务实的心态拥抱合作对象，而不是忽视实际利益需求，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唯美是瞻”。

毋庸置疑，强化韩美同盟一直是韩国内舆论的主流观点，但各方对韩美应走近到何种程度仍存在不同理解。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曾强烈批评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过度亲美，更是指责尹锡悦对日外交是“屈辱卖国”行为。执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对过于偏重美日外交的不满声音。此外，韩国内舆论始终对美的“友好行为”心存怀疑，认为美对韩国的承诺大多口惠而实不至。部分韩国学者更是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向韩国高科技产业抛出橄榄枝，通过吸引韩企入美复兴本国弱势产业，本质上还是将韩国作为潜在竞争者对待，未来韩国很可能重蹈日本在美日竞争中惨遭打压的覆辙。

国家利益的界定标准纷繁复杂，绝非“价值观”三个字就能概括。简单以价值观划线，容易遮蔽真正的共同利益追求，招致“损人不利己”的双输局面。中韩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深化两国务实友好合作本是惠及双方的最优解，不应受意识形态因素干扰。正如韩国世宗研究所理事长文正仁所认为的那样，韩国不具备敌视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条件，过分突出价值观立场，恐对中韩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结果只会得不偿失。

（作者分别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登陆“世界知识”官方微店，即可方便快捷订阅杂志。